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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风云第117章 祥瑞与舆论

居摄之年(公元6年)长安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热度。

这热度并非全然来自盛夏的暑气更多源于一种精心煽动、愈演愈烈的集体亢奋。

未央宫高墙之内是摄皇帝王莽日复一日的勤政与谦抑;而高墙之外一场围绕“天命所归”的宏大叙事正以祥瑞为音符以舆论为乐章被有条不紊地推向高潮。

一切始于那块武功县的“白石丹书”。

当“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谶文经由官方渠道公布并在市井街巷间口耳相传时它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长期生活在汉室衰微、政治混乱阴影下的官吏与百姓而言这神秘的预言仿佛一道撕裂阴霾的闪电既令人震惊又隐隐指向某种可能的秩序与希望。

王莽多年经营的“道德完人”形象在此刻与这“天启”般的符命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然而王莽深知仅凭一块孤立的石头尚不足以撼动四百年汉祚的根基。

他需要更多、更密集、更具冲击力的“证据”来编织一张令世人无可置疑的天命之网。

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祥瑞制造”与“舆论引导”工程在他那双隐于幕后的手的操控下全面启动。

首先是在信息传播的源头——朝堂与官署。

大司徒司直(司徒属官掌监察)陈崇这位以文笔华美、善于逢迎着称的官员领衔上了一封长长的奏章。

他不仅将王莽比作上古圣王尧、舜、禹、汤更将其辅政以来的种种举措如赈济灾民、兴建明堂辟雍、统一度量衡等都与古代圣王的德政一一对应极力论证其功德“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篇堪称典范的颂圣文章被王莽下令抄录多份颁发各级官府要求官吏学习领会并鼓励士人传抄诵读。

一时间朝野上下奏章之中若不引用几句赞美安汉公(摄皇帝)的言辞几乎便显得不合时宜。

紧接着来自地方郡国的“祥瑞”报告开始像雪片一样飞向长安。

这些报告大多经由王莽安插在各地的亲信或急于投靠的地方官之手其内容之丰富、想象之奇崛令人瞠目。

先是齐郡临淄县有亭长夜间梦见天公使者告知“摄皇帝当为真”次日清晨便发现亭舍旁一口废弃多年的古井中竟有新泉涌出泉水甘洌且井壁隐隐有龙形纹路。

消息上报立刻被渲染成“天井献瑞”象征天命如泉涌不可遏制。

几乎同时巴郡阆中县奏报境内有石牛出于江水牛身布满奇异花纹经当地“博学”的耆老辨认乃是上古符文寓意“土德代火”(汉为火德依五行相生土代火)正是新皇出现的征兆。

石牛被隆重迎至长安供奉于未央宫前殿之外供百官瞻仰。

稍晚些时候扶风雍县的奏报更是石破天惊。

有樵夫在岐山采薪时发现一方巨大无比的白色岩石石质温润上书朱红大字经过随行的儒生(实为早有准备之人)解读赫然是“天告帝符献者封侯。

承天命用神令”。

这方“雍县仙石”的出现将祥瑞的层级提升到了直接“天告”的地步。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黄龙游于江浦”、“凤凰集于新都”(王莽封地)、“甘露降于未央宫柏树”、“神雀翔于长乐宫阙”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祥瑞被迅速记录、上报并由甄邯、王舜等人负责的机构进行“权威”认证然后通过官方的驿传系统和活跃于市井的“有心人”迅速传播开来。

在这股愈演愈烈的风潮中居于深宫的大皇太后王政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与无力。

她有时会召来老臣孔光询问外界情状。

孔光如今已是明哲保身只含糊奏对:“安汉公……功德甚盛天下归心。

祥瑞屡见亦是……亦是陛下圣德感召。

”王政君听着这些言不由衷的话看着宫人们谈及外界祥瑞时那兴奋乃至狂热的神情只能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

她这座长乐宫仿佛已成为被时代浪潮遗忘的孤岛。

而民间的反应则更为复杂。

在长安、洛阳等通都大邑茶楼酒肆中说书人开始讲述各种关于王莽乃是圣人再世、应天受命的故事。

一些童谣也被创作并流传开来如“莽头皇汉家亡新室兴天下平”之类虽然粗陋却极具煽动性。

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百姓而言他们或许不懂高深的经义和谶纬但这些神奇的故事和朗朗上口的歌谣加上王莽之前赈济灾民、惩治豪强(至少在宣传中如此)留下的“好官”印象使得一种“或许换个皇帝能更好”的朴素期望开始在底层悄然滋生。

当然亦有清醒者冷眼旁观私下讥讽此为“王莽造符命自娱自乐”但这类声音在铺天盖地的颂圣浪潮中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舆论造势的关键时刻一位关键人物的投靠为王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持。

他就是刘歆汉室宗亲亦是当世最顶尖的学者之一。

刘歆精通古文经学尤其对《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典籍有深入研究。

他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巨变的来临并决心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政治前途捆绑在王莽这辆隆隆前行的战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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